群加新闻网 > 综合 > 保盈娱乐下载 - 田园将芜 乡土崩溃前的平静

保盈娱乐下载 - 田园将芜 乡土崩溃前的平静

发布时间:2020-01-11 10:55:31

保盈娱乐下载 - 田园将芜 乡土崩溃前的平静

保盈娱乐下载,清朝画家所绘表现乡村生活场景的水墨画。

萧公权(1897-1981),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,台湾中研院首届院士。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,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,历任或兼任燕京、清华、光华、华西等名校教授。1949年离台赴美,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政治多元论》《中国政治思想史》《中国乡村》等。

《中国乡村:19世纪的帝国控制》

作者:萧公权

译者:张皓 张升

版本:九州出版社

2018年2月

萧公权学术代表作之一,考察19世纪清王朝统治中国乡村的政治体系,包括理论基础、措施和效果。1960年出版当年即获得“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”的学术奖,为东方学者受此殊荣第一人。

描摹19世纪中国的乡村图景,很难几笔带过,也无法一概而论。富庶怡人的村落、焦黑贫瘠的土地、辛勤劳作的乡人、中饱私囊的官吏,都是特定史料为我们呈现的众多面相之一。它们或多或少能映画出某时期某地域的乡村形态,却也需要被置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,才能进一步判辨其虚实真假,或偏见与否。

萧公权于上世纪50年代完成的研究专著《中国乡村》,即在搜阅大量中外文史料的基础上,考证19世纪清王朝的乡村基层统治体系。资料来源除了官方正史,还有地方县志、私人著述,以及西方在华人士的书信、游记。其中不乏对当时中国乡村的景象和活动的生动描写及详细记载,让我们得以再现19世纪的中国乡村一瞥。

农民 顺从坚忍

“到处都是桑树、水稻、烟草、攀援在竹架上的葫芦;所有农民——男人和女人——都在辛勤劳作,一起用力,脚踩水车灌溉田地。”

这番祥和安定、生机勃勃的农作图景,是伦敦《泰晤士报》记者柯克(george w. cooke)在他记录的1857年嘉兴之行中为我们留下的。那时,太平军与清军还在其他很多地方互相牵制交战,而浙江此处忙于精耕细作的繁盛村落显然并未受到太多影响,“今天,我们遇到在从事这项灌溉工作的农民肯定有一万名之多”,柯克把他沿途所看所感都记在了《中国:1857-1858年纪实》里。

对动荡的外界全然不知,从来都更在乎过好自己的日子,这好像就是大多数目不识丁的乡村大众给外人留下的印象。1850年便来华并在中国生活了60余年的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丁韪良,在他19世纪末的《花甲忆记》中也提及,“据说几千年前,尧帝在视察途中听到一位老人击壤唱道:‘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,帝力何有于我哉?’今天的皇帝如果也作同样视察,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。”

“帝力何有于我哉?”一句沿袭千年的反问,仿佛早已润上世代农民的底色。他们平顺、坚忍,“对政治漠不关心、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不满意”,既不会主动效忠朝廷,也不愿刻意反对它。遇到类似灾害或饥荒的难事,他们更直接的应对也是“忍”。出生于上海,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鲍大可在1948年未刊发的论文《四川地方政府笔记》中也有相应表达:“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,却忍受着。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——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——之间存在着看上去十分稳定的平衡。”

这种“看上去”的平衡,实则并不能承受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和人口压力的冲击。历史学家罗尔纲曾在《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》一文中估计,18、19世纪中国乡村人均可耕地数量一直在下降,从18世纪中叶的3.86亩,到1812年的2.19亩,再到1833年的1.86亩,“农民手中早已不拥有足够的土地(每人3亩多)来维持自己的生存”。

1896年河南《鹿邑县志》里记下“农苦而不勤,播种既毕,旱涝皆听之于天”;安徽《蒙城县志书》则写有“其土地薄卤,田无灌溉之源,家无累世之富”;1908年四川《绵竹县乡土志》中评论,“每人约占田二亩六分零……仅给衣食,若遇冠婚丧祭、水旱偏灾,则负债失业,流离转徙,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。”当土壤的贫瘠导致积粮的短缺,沉沦的经济引发村庄的衰颓,非常时期的地方社会很容易陷入“失控”危机、触发暴力,而这也正是清廷一直以来所极力避免的。辽阔疆土如何确保安全,清帝国政府对乡村的基层控制体系也正缘此建立。

乡村 控制无力

具体研究19世纪帝国控制的《中国乡村》里,萧公权逐一勾勒了保甲、里甲、粮仓、乡约四大乡村政治体系,分别对应着清王朝在治安、税收、赈灾和思想上渴望建立的秩序。

相较于村庄这种自然发展起来的组织,保甲和里甲制度明显都是人为设计的体系。以保甲为例,大体来说,即十户为一牌,十牌为一甲,十甲为一保,以此来设置一套独立的基层组织。保甲的职能在于维系治安、监控预防犯罪,里甲则负债征收赋税和摊派徭役。二者常被混淆,原因在于,初始阶段它们都需要对一定区域内的人丁户口进行编审排查,保甲是为了摸排后有效监管,里甲则为了登记后方便税收。然而,这两种制度在19世纪的推行效果都不甚乐观。

担任过云南广通县知县的何绍祺,在1844年上任伊始就写下,“今之保甲,虚贴门牌,隐匿不知,迁徙不问,徒饱胥役,即诩善政。民病盗喜,官乃恬然”;里甲也面临“赋有常经,徭无定额,日久弊升”等诸多难题,一方面全额税款很难收齐,另一方面,则由于税吏和乡绅从中作梗,牟取私利,使得处在更底层的平民乡亲们往往被摊派更多。1897年广西《容县志》中便有记载“时赋耗无定章,任意浮收,凡征银一两者,加收银七八钱,其不及一两者倍之,至二三分之户,则收至二三钱不等,民苦无告。”

防止饥荒的地方粮仓体系,也会面临官吏腐败无能以及农民积余匮乏的阻碍。虽然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地区,遇上正直得力的官员,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住艰难时期灾荒的不良影响。但更多情况下,普通农民们并没有富裕的余粮捐出贮藏,也不能一直指望乡绅富民的慷慨解囊,久而久之粮仓制度名存实亡。针对乡人大众、作为通俗教化工具的乡约宣讲体系,也并未如预期发挥功效。

无论是顺治帝最初创立颁布的《六谕》,还是康熙帝扩充的《圣谕》十六条,抑或雍正帝撰写的万字《圣谕广记》,其实越到后来越会发现乡约讲习制度推行日益艰难。同治帝在1865年发布的上谕中也不满当时的“人心风俗败坏滋深”,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乡约体系的荒废。而实际上“无知”乡人悲惨凄凉的生活处境,才是他们无心无力接受这些训示影响的根源。

正如萧公权在“乡村控制的局限”一节中小结道,“面对贫穷和动荡的上升浪潮,无论什么乡村治安体系、思想控制体系、灾荒救济体系,还是其他控制工具,都无能为力。”

冲击 西方影响

毕竟规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村庄和村民带来的破坏无法恢复和估计。1849年,浙江某地发生持续水灾,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柏察(evariste -régis huc)在《中华帝国纪行》(1855)中便记载,“一切苦斗徒劳无益后,村民们开始成群结队,背着口袋,流浪他乡,到处乞讨。他们看上去又脏又丑,衣不蔽体;头发直立、粗糙,脸部缩在一起,嘴唇呈青灰色。这些不久前还是爱好和平、勤劳的农民,明显受绝望的驱迫而更容易做出各种暴行。”

这种从苦痛和人心中升腾出的绝望,其实是19世纪中叶中国乡村社会逐渐瓦解的内因,再加上后来西方宗教文明以及现代工商业的强势注入,加剧了清王朝的混乱与危机。在到达1900年义和团之乱顶点之前,其实有无数次排外运动,它们要么源自乡绅和儒者最直接的反对,因为正是所谓西方的这些新思想、新观念声称要取代他们曾经坚守多年的传统文化;要么是依托家庭手工业谋生的普通村民,因为外来商品夺走了他们的生计而产生出怨恨心理。

鸦片的贸易扩张和吸食成瘾,也好像让乡村完全换了一幅图景。美国医生满乐道(robert coltman)在《中国人的现在和未来》(1891)中就报告,“山西省一些村子里,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。走近这类村子,一看到破败的房屋和庙宇,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。山东省,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,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。”

烟鬼和烟馆聚集的乡村,除了烟雾缭绕,就是败家丧身。“街上没人卖菜,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。房屋的阴影里,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——看上去都麻木不仁。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,眼睛无神,迟钝……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,也是皮肤干燥、脸色憔悴。”赤贫和麻木早已让乡村丧失活力,只有相对平静的社会才有可能让百姓安分守己。

怡人和谐有可能曾经存在于清王朝的全盛时期,但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变迁它逐渐在19世纪消失殆尽。水旱天灾,贪腐人祸,终将落后贫穷乡村那些绝望无助的乡民逼上求变的道路,追随能让他们生活处境变得更好的人。不过,这里所概述的19世纪乡村毕竟只能呈现个别侧影,因为终是一个个不同的村落和一个个不同的人,曾经扎实地生长在此。无法抹去,也无从忘怀。

撰文/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